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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提升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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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提升执政能力

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提升执政能力

观察记者 刘晓林

我们党已经全面执政,为什么还要提“提升执政能力”?

以一届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

这既反映了党在新形势条件下对自身使命、责任和前景的深层次思考,也从侧面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这个问题的提出的时间节点,为什么会出现在党执政50多年、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

相信这是广大读者非常想了解的问题。

记者通过阅读和采访,结合思考,了解到这样一些背景:一是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的条件所迫,二是我们党自身建设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提升执政能力这一问题不容回避。

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国际国内形式使然

尽管我党执政已经半个多世纪,但真正提出“执政能力”的问题应该说是最近几年的事。之所以当前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时代背景和执政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革命走向执政,从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社会矛盾在某些领域已经相对集中并且日益凸现。如多种经济成分企业里的党建工作问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都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从国际上看,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事情,频频发生在最近十几年内,这里面既有共产党,也有非共产党。苏东剧变后,进入新世纪,又有两个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一个是持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另一个是台湾的国民党。它们的垮台给我们带来了深沉的思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是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客观上还要看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我党之

所以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些因素纠合在一起,就必然要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

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党的执政地位和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今搞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了,人们对权力的认同度反而有所下降。对这种“现代化挑战政治权威”的悖论,该如何理解呢?

专家认为,经济环境改善了,按理似乎人们对权力的认同度应该提高。但国际经验表明,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现代化也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过去只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很单一。但是现在,经济结构多元化了,各种利益阶层分化,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影响了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认同。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化过程挑战政治权威,是世界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才会面临的特殊问题,只是在当前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压力。

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胡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治学里有个“合法性”的概念,指的是政治权力在社会上的认同度和公信力。现在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就和执政能力很有关系:即使你GDP增长很快,但如果发展的道路不正确,贫富、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就不能说有很强的执政能力。GDP的增长能使执政基础强大起来,但如果处理不好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执政基础也会遭到削弱。

执政能力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一个是来自执政基础。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所有国家资源都被牢牢掌控。市场化以后,有些权力和资源被分解出去了,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权力边界日渐清晰,政府也必须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在很多资源已不可控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对社会的有效调控?这对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还有就是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外部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模式、体制的调整是否已经跟上了这个节奏?目前国有企业的党建难,“所以”有些企业的党委书记就很怀念过去,因为过去都是“我说了算”。如果抱着这样一种心态,你在企业里肯定是失落的。必须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人治理结构条件下,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政党执政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具有特殊性,因为它在结合中国国情同时又不能脱离世界视野。这就是为什么黄炎培1945年提出了“周期律”这一问题。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治乱

兴衰都有周期律,而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谁都没有走出过这个周期律。而从目前看来,人们所害怕的而不幸被黄炎培所言中的那些东西,如腐败等问题都慢慢浮现。怎么克服?也正如毛泽东所言,靠民主,这是加强执政能力的治本之道,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元开放的环境下保持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开放必然带来多元,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怎样处理好“多”跟“一”的关系,是个很深奥的课题。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历代没有解决的难题,一个是世界政治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难题。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大的背景下去思考,要加强制度建设,从主要依靠思想建党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建党。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破解了这两道难题,才能说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提高执政能力之道。

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所迫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党建专家认为,尽管55年的执政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但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仍然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多方面的巨大挑战。

在变化了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我们党自身建设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回避。思想领域、组织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待彻底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依旧突出。比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些领导干部素质不高,本领不强,特别是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亟须加强;在日常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已成顽疾;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

——思想上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认真学习理论,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深入思考新问题,思想僵化、吃老本,跟不上形势,甚至蜕化变质。

——工作上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暮气沉沉,甚至碌碌无为。有的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甚至竭泽而渔。结果是自己“风光满面”,别人为他补窟窿还债。

——作风上官僚习气重,当官做老爷,办事讲排场,到处“作秀”;有的贪图享乐,奢侈浪费,品位不高,格调低下。

有关部门最近完成的一项问卷调查,引起许多人的深思: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66.9%的人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58.1%的人表示科学判

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表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的,分别占35.7%、43.4%和19.9%。

这些问题无疑会消解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势必会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会削弱党的执政地位。如果我们不正视问题,不创新思路,而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沿袭习惯的办法,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近20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及时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白钢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更好地面对挑战,正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是她走向政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卢先福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在新形势下存在四大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不完善,制约执政能力的发挥。

二,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与新任务新形势不相适应,执政意识不强,解决重大事情的能力不够,有的干部工作、思想作风不端正,群众意见大。

三,基层组织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有的甚至扰乱犯上。比如,国企改革出现企业改制、租赁、承包、停产,党组织不得不面临这些新问题;农村改革后实行联产承包制,党组织与群众的凝聚力客观上减弱;同时,社会上出现很多新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定位,怎么改革适应新的变化,怎样发挥作用都是新的挑战。

四,腐败问题严重,虽然下大力气查处惩治,但未遏制住滋生蔓延的势头。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情、世情、党情,问题、矛盾、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本领。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能不能牢固树立、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执政,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审视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如何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如何有效遏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国内、国际”二方面的“挑战”说的只是外部挑战,“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才是最大的挑战。所谓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四大突出问题”

,第一个最大,它造成的“内分泌失调”、“自身免疫功能”下降,使得后三个问题久治不愈。

什么是“执政”,什么是“执政能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正确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认识和运用执政规律的关系问题。

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的意思。要履行好执政的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好的组织体系、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它的所有“能力”,或者说,它与其他能力的不同之处,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而执政本身,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所以,执政能力如果展开来说,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应该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然,这10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和划分的。作为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明确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样去干。

怎样才算提升了“执政能力”?

四中全会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这就是说,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过程,实际是不断丰富和扩大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资源的过程。所谓认同,也就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也就是说,是否提升了执政能力的标志就是执政党是否赢得人

民群众最广泛的认同。

在当前,如何才能赢得最广泛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执政,进而不断获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的认同。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表面看来是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本质上却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四中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55年执政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包括“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确,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具有执政的“合法性”。

在执政以后,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丰富和扩大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资源。所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实际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获得人民群众认同的过程。执政能力越强,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一个政党要维持和增强人民的认同,巩固自身执掌政权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又如何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丰富和扩大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资源呢?这就是要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程序和政绩问题。

所谓执政理念,正如四中全会所认为的那样,就是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失去群众认同的党,根本谈不上执政能力。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奢谈党的执政能力,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所谓执政程序,就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党要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依法执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依法执政是执政党获得公信力的前提,是获得长期的社会支持和群众拥护的基础。

所谓执政政绩,就是把“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作为检验执政绩效的根本标准,检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绩效如何,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作为一个具有建党83年、执政已55年历史的执政党,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增强执政能力,搞好国内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构成执政能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直接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主要有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

一是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这个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这就是邓小平所说

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在建立和完善执政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执政能力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体制,以及怎样运用制度体制,也是执政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更为广阔和良好的平台。

二是执政的主体。这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主体是谁?应该是指整个执政党。分解开来,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执政能力是所有这些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完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领导干部素质是否优秀、能力很强还是很弱,领导机关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良好,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

三是执政的方式方法。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执政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对执政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方法对路、得当,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和问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执政方式,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提升“执政能力”的七个基本范畴: 1. 执政理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的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我们的执政理念。

2. 执政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我们还可以区分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基础问题。

3. 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等。

4. 执政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也有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至于其他体制,多少也与执政有关。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5. 执政方式。在体制的基础上,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具体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老方式管用的就继续用,不管用的就要及时舍弃、改造。

6. 执政资源。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不例外。哪些是执政的资源?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它们,恰当地使用它们,精心地保护和爱惜它们,使这些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

7. 执政环境。执政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一种

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党要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执政规律,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领导与执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与执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因此,不能把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简单地搬到执政活动中来,不能把政治领导与执政行为混为一谈。两者的联系在于,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执政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必然体现。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找到了依法执政这一极为重要的规律。依法执政,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我们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执政规律的具体体现。

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判断党的执政能力是行还是不行、是强还是不强的标准只能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因此,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动力。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党的执政能力越强,就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程度越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顺利地得到贯彻和执行。

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关系。虽然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等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但它是极其重要的。党的组织结构是否合理,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是否科学,会极大地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程度。比如,党政关系不理顺,就会产生矛盾和摩擦,造成内耗,影响工作绩效,甚至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又如,工作机制不合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是不正之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因此,“加强”要从以上两方面理解。加强执政能力不是要回到过去,重新大包大揽,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关系: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表面上是很有能力。但就像小平同志所说的,你管了

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那必然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应该是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梳理、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提升执政能力:

事件和声音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六个文、黄宗良教授与提升执政能力:9月8日,中央颁布关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六个文件,引起黄宗良的极大关注。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6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黄宗良与中央党校卢先福教授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班上,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主题讲解。

黄宗良认为,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颁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六个重要文件,表明中央从整体上加快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这一举措与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重要议题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内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鲜明标志。

黄宗良认为,三方面问题必须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执政理念亟须转变,决策能力有待提高;其次,贪污腐化、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暴露出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还很薄弱,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如何寻求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一名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在为中央政治局讲课时,黄宗良着重讲解了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供研究和借鉴。两位教授的讲课持续近两个小时,黄宗良的最大感受是,胡锦涛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听得极认真,会场上只听得见翻动文件的声音。

在此后近两个月时间里,黄宗良教授不断地被各地请去讲课,令他最难忘的是在其家乡广东潮州市,容纳200人的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市、县、区各级领导济济一堂。

“这说明,在党中央带头示范下,各级领导干部已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黄宗良强调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阵风,不是靠搞运动,要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资源、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实践中推动相关改革。

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依法执政: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认为,党执政能力的提高,首先就要表现为具备在民主条件下参与选举的能力和水平,会依法律规则进行选举,通过选

举取得执政地位。不会运用选举、参与选举的政党,即使一时不存在失去政权的危险,也会失去人心。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认为,坚持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何铭清认为,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奋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又同“以法代党”等错误主张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党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决定着法治的实现程度。

网友曾夫:切实解决实际中存在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执政能力。

党内民主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网友西北汉子999:解决四大突出问题,关键在于大力推进党内民主。理由如下:推进党内民主,取信于六千多万名普通党员,是“取信于民”的先决条件。“关键”是通过党的组织制度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善,来大力加强党内民主。正在试点的党代表常任制、全委会负责制都是一些有益的尝试,但还应该更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改革。必须建立有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对民主的践踏必然导致腐败。要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网友:党内民主,从最高到最低。

最重要的执政能力是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认为,执政能力是指党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中的本领。最重要的执政能力是党的理论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根本条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网友西北汉子999:苏东共产党丧权的重要之处就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

 胡锦涛同志说“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提高执政能力关键在人:干部制度改革呈现8大亮点:

“民评官”成为官员评价活动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不断探索监督一把手的有效办法,并初见成效;“问责风暴”推动

引咎辞职,为“下”找到新思路;学习国内外最新优秀成果,建设“学习型政党。”等8大亮点。

网友黄草坪:第一, 对于执政党来说,用人的能力就是执政的基本能力。汉高祖刘邦的能力就是能将人才用起来。公正用人是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第二,对于执政党来说,用好一个人才,就增加一分执政力量。第三, 党的执政能力是靠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表现出来的。

灾害考验基层组织执政能力: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书记认为,怎样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既考验基层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思想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又考验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

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最重要:网友卜岩: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最重要。

管好基层,全国一盘棋:网友 HI:政令不通是个大问题。

网友 基层组织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有的甚至扰乱犯上。这不行。

网友 家言:上行下不效,一些基层组织不能把中央的政策方针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有些干部利已思想重,中央的政策于自己有利的就加以解读,不利于就软磨硬抗,加以歪曲,使之失效。这样的干部应该彻底更换了。

网友 火箭山上的好人:小平说过,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不知道现在的党员怎么想啊。为什么中央的那么多的好政策到了地方,为什么都变样了啊?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懂了,不知道那些非党的同志怎想啊?

网友 :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的发表,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提出,都是上升到思想战略高度的重要论断,如何将其转化到执政党的具体行动中来,这才是它们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解读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或文件,可以化为三个具体的思想和行为上来,1.规则观念;2.利益平衡;3.执行能力。

吃一堑,长一“制”是重要的执政能力: 彭开来 古往今来,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都是从吃过的“堑”中“长”出来的,但我们现在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栽跟斗。因此,能不能从吃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堑”中,“长”出我们完善的制度来,是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表现。

为谁执政是关键:沙漠骆驼草 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是克服部分官员在台上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为个人或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也就是为谁执政是关键。

党要提高执政能力,要听民声,顺民意。

根本上决定于党员的素质:朱蓬蓬 民主也好,监督也罢,作为一个执政党,一切工作都要通过6800

万党员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执政能力的表现,是否能使人民群众感到满意,关键也就是6800万党员的表现。因此,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从根本上说是决定于我们党员的素质。

加强监督与反腐力度 无目苍天 要加强监督与反腐力度。

墨引人深思: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何以在大选中败北?

文刀

2000年7月,执政达71年之久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败北,墨西哥的政党体制一夜之间从非竞争性的一党独大制转变为竞争性的多党制,顿时成为世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称是墨西哥工人、农民和人民阶层的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在其执政的71年中,不仅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头衔和形象,而且创造出了惊人政绩。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呈中低速增长,即使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之年,经济增长率仍高达6.9%。与此同时,墨西哥的政治局面也保持了高度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因而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之谜”。如此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顷刻间垮台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政策选择平衡性消失,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问题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够有效保持社会稳定,但纯公有制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方面缺乏活力;而私营经济具有较强的生产力,但是无节制的私有化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因此,该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明智地选择了实现两种经济互补和平衡的政策。当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阶级矛盾激化时,政府就依靠民众组织,采取节制私人资本的政策;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和经济衰退时,政府就采取扶植私人资本的政策,控制民众运动。实践证明,这种对社会左、右制衡的政策与机制,为墨西哥政治、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墨西哥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政府政策上的动态平衡性消失。其直接恶果就是导致失业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该党执政的基础力量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也构成了对革命制度党的直接冲击。

职团体系衰落,基层组织趋于瓦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十分具有特色,是由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3个

职业部门所构成。这3个部门实际上就是由相关的众多团体按层级序列所组成的。比如工人部就是由许多州一级的和全国一级的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组成的。长期以来,拥有这3个职团体系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国内几个主要社会阶层实现联合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该党实现对这3个主要社会阶层进行整合与控制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为超越各个阶级,协调整个社会利益的核心,也构成了墨西哥奇迹般地保持了70余年政治稳定的重要组织基础。由于长期执政,党内和职团部门的一些领导人逐渐脱离了群众,只考虑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既得利益,官僚化倾向和贪污腐败行为日益严重。同时党和政府对各职团部门又不断加强控制,使其反映本行业成员利益要求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再加上政府后期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严重损害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致使党的职团体系的政治功能日益丧失,职团组织日渐衰落。建立在这一组织体系基础之上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思想主张陈旧,公众认同感逐渐丧失。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上,十分注重争取社会公众在思想上对党的广泛支持与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该党始终坚持多元化的方针,既继承了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还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使自身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因而占领了国内一切政治思想空间,为党长期执政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鲜明特色却随着党内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逐渐淡化,特别是其思想理论的灵活性和求变性逐渐消失。自以为有了长期执政政绩可观这张王牌,按着历史的惯性,就能够稳操胜券,而忽视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求变”心态。反对党正是抓住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这一致命弱点,提出了”变革”的口号,围绕选民最为关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打出了”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社会安全与公正,无人凌驾法制之上”等口号取悦于民,从而迎合了民众”求变”、”求新”的心理,最终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与认同,在思想上击败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令人反思:苏东联盟何以瓦解?

苏东联盟在其存在的40多年时间里,为保卫成员国的安全、巩固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员国的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苏东联盟终究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它长期未能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使它在政权激烈的变动中宣告瓦解。

苏东联盟的问题首先来自苏联对东欧政策的

失误。这个政策的基本目的是使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把东欧国家当作苏联的卫星国。这也就决定了苏联在对待盟国的态度上,在处理联盟事务时不可能奉行平等和自主的原则,而是以“家长”和“盟主”自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东欧国家,并严格限制东欧各国内外政策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也就在联盟内产生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维护苏联模式的权威与改革这种模式以适应不同条件的矛盾。苏联始终未能解决联盟内存在的这两个矛盾,它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实质不断地侵蚀着联盟合作的基石,加强着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

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联盟组成本身就是推行世界革命,进行集团对抗这一不切实际的理论的产物;联盟中苏联的特殊地位也是根据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要有一个指挥中心这种错误理论确立的。可以说,联盟从它成立之时起就孕育着严重的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错误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理论的失误又与得到继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加强的传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结合起来,使得陷入误区的认识愈加难以修正,理论的危机必然导致政策的危机:为了建立和维持这个联盟,苏联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强制的手段输出革命,从而违背了由东欧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原则;为了保证联盟和苏联的稳定,确立苏联模式的样板地位,苏联多次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或者向东欧国家施加种种压力,从而极大地伤害了东欧各国的民族自尊心,为了实现联盟对苏联的战略价值,苏联又强求东欧各国服从苏联的意志,配合苏联的行动,从而损害了联盟内部应该平等和利益均享的基础。

苏东联盟的瓦解还因为其特殊的运行机制。从理论上讲,一个联盟的结构应该是在各成员国权利平等、利益一致和好处均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苏东联盟内部,苏联在各方面的力量都远远超过东欧国家的总和。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本来就极易造成联盟内地位不平等的状况。而苏联将东欧视为自家领地的政策更进一步将这种状况人为地加强了,这样,尽管苏东联盟保持了形式上的平等;组成联盟的各种机构和双边关系条约都冠冕堂皇地承认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联盟是按以苏联为核心这个原则运作的,不仅联盟的集体行动要如此,甚至连东欧国家的内政问题都要由莫斯科拍板,都要以苏联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联盟是以苏联为圆心,东欧国家为圆周的形式建立和运行的。由此可见,苏东联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国家联盟,而是一种帝国式的联合形式。

任何事

物的生存、消亡都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的。苏东联盟本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是它走向失败的必然结果,而“新思维”的错误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策,对苏东联盟的最终瓦解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事实确实如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的那样,东欧的任何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影响到苏联。苏东联盟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对苏联国内产生了两个强烈的震撼。正是从那时起,苏联社会也进入了剧烈动荡的质变时期。

其一,东欧剧变给了苏联国内和西方反共势力以极大的精神支持。前者利用此大作文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后者则更加强了对苏联和平演变的力度,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向苏共施加压力。东欧剧变后,在迅速壮大的反对势力的推动下,在西方的一再迫使下,1990年上半年,苏共丧失了领导地位,各种反苏、反共分子在选举中夺得了权利。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苏联的统一是依靠苏共为纽带和支撑的,苏共在国家权利斗争中的失败,则摧毁了这个条件。

其二,苏东联盟是以保护相同的意识形态为各国合作的重要基础的,自这个联盟存在以来,各国党的关系就始终是国家关系的标尺,始终是这个联盟运作的最关键因素。这与苏联内部的联合方式有着本质的联系。不仅如此,苏东联盟多年来还一直是苏联试图推广其国内多民族联合的一个“试验田”,苏联将国内的这种联合称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向全人类提供了未来民族人民“博爱体”的雏形。这样,国内的民族不平等状况与国际的民族沙文主义在形式上、观念上结合了起来。然而,也正是这些特点使苏东联盟瓦解对苏联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弹效应,推动了苏联的解体。苏东联盟瓦解后,苏联民族主义分子和西方势力看到联盟中央在对东欧政策上的束手无策和步步退让,更加猖狂地以“独立”、“自决”为旗号。在联盟中央缺乏明确、有效的改革方针、经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这时西方开始对东欧提供的援助和这些国家激进而明确的经济转型从另一个侧面给了苏联民族共和国一个“榜样”:退出苏联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而且可以自己制定符合自己条件的经济改革方案,加上西方的援助,民族复兴就有了希望。向东欧那样摆脱联盟的“束缚”、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既成为民族主义分子政治斗争的口号,也在许多民族地区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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